母亲去世已３０多年，她老人家是在农村老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时含怨去世的。母亲去世的噩耗是一个月以后大哥在电话里告诉我的。我们都没能回老家为母亲送葬。这件事成了我终身的遗憾，故写此文作为对母亲的纪念。

　　父亲曾是邻县一个小学的校长，早在我不满周岁时就去世，留下母亲和我们姐弟四人。姐姐最大，当时才８岁。虽说家里有些土地（解放后被定为富农成份），一家人吃饭不成问题。可是孤儿寡母受到的不是关心照顾，而是欺侮和不公平待遇。解放前农村苛捐杂税很多。当时还在上小学的二哥发现我们家要交的捐比叔爷（爷爷的弟弟）家的多，回家告诉母亲，本来我们两家财产情况相同，交的捐也应该一样。母亲不得不去向保长（相当于村长）甲长（相当于组长）据理力争。

　　母亲的娘家在黄桥（以黄桥烧饼闻名），距我们家号称有９１里。当时农村的交通情况，我们很难去一次外婆家。可以说，母亲几乎得不到娘家人的帮助。和我们家最亲的要算我姑姑，姑姑是个老实人，和母亲关系很好，我们也都喜欢她。姑姑经常带孩子来我们家住。但姑姑不能给母亲出什么主意。

　　因为我们家没有劳动力，要自耕十几亩土地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种田必须养猪。养猪不是为了赚钱或杀猪吃肉，而是为了积肥（当时还没有化肥）。我们家一般养四口猪。猪要喂，要拾猪草（这多半是我的事，放学回家就得去拾猪草），猪也要吃一部份粮食（大麦），大麦要磨碎，要煮，然后拌上猪草给猪吃。猪圈每天要洗刷等等。这些事当然都得母亲去做。农活主要是请短工干，有时赶上收种等活，一下要请十多人。除了付给他们工钱，还得管饭。母亲就得给他们做饭。赶上插秧还得用酒招待，菜也得相对好一些。雇用短工也是一种剥削，但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好，都互相尊重。我的任务是每天去请他们和干完后给记人工账，以便年终结算。一般不付现金，而是用粮食支付。

　　我很少提到哥哥姐姐他们。是的，多半是我和母亲在家。差不多当我开始记事时起，姐姐和大哥就到中学寄读了，只是放假才回家。后来姐姐和大哥，包括二哥由于在学校受进步思想影响，先后参加了革命。我二哥离家参加革命时才１４岁。他一开始在新四军的一个连队当卫生员。当时他们确是一群为追求真理的爱国青年。我们村上还有一个远房叔叔，家里是个大地主，也投奔革命，参加了新四军。可以想象，他决不是去贪图享受。他们现在都已离休，问心无愧。

　　母亲是个文盲，但她很了不起。她深知自己没有读书，不识字的痛苦，决心让自己的孩子，包括女儿去念书。当时姐姐本可以在家替母亲照看弟弟，是母亲的好帮手。可是母亲不愿耽误女儿的前途。母亲这样做（指让女儿也上学）曾招来不少凤言风语。当时我们村里女孩到外地上中学的为数极少。

　　在哥哥姐姐离家参加革命以后，我和母亲在家相依为命。我小学毕业以后，考到离家２０里的一个中学，差不多一个月回家一次。每次回家母亲都要为我做很多好吃的。解放前一年（１９４７年），家乡局势比较紧张，经常听到有人被绑架的消息。我们家当时处于国民党统治区，是“匪属”。母亲担心我的安全，设法把我送到上海一个亲戚家去上学。上海离家更远了，只有放假才能回家。母亲是个小脚女人，除了去外婆家，哪儿也没去过。可是为了我，她竟独自去了趟上海。我们家在苏北，去上海必须乘船。母亲心里装的全是儿女，唯独没有自己。

　　还有一件事要提一下。父亲在世时曾在附近长江上一个冲积沙岛（叫永安沙）上买了一块地，当时这块地还在水里，将冲积成陆地。很多年以后，父亲已经去世，母亲想起这件事，不知怎么办，便到邻村找了一个刘姓的比较有名望的人请教。刘说这事暂时只好搁下。以后就不了了之了。提这件事是为了说明不识字的母亲是如何思想的。

母亲在待人处世上总教育我们“吃亏常在”，意思是宁可吃点亏，也不要占人家的便宜。还教育我们要“知足常乐”。这对我以后与人处世有很大的影响。

　　时值解放战争期间，哥哥姐姐三人多年与家里失去联系。母亲思念儿女，特别是逢年过节，经常用黄历（一种农用日历）算命。根据六个铜钱正反面不同的排列，可在黄历上找到相对应的话，诸如“千年铁树又开花”等等，这些吉利的话对母亲和我都是极大的安慰。母亲对哥哥姐姐投奔革命，参加共产党，当时是持反对态度的。母亲反对他们出走，不是她对共产党和毛泽东有什么先见，而是从自私的角度考虑的，认为儿女应该继续上学。

　　４８年底，家乡解放了。当时的感觉，确实是解放了。我们家成了“抗属”，不再是“匪属”了。不久后，二哥从部队请假回家，穿了一身军装。老乡老远见了，想躲起来，以为又是国民党来了。姐姐和大哥也都很快与家里取得了联系。

　　后来，母亲被接到姐姐那儿去住，一直到文革前不久母亲得了半身不遂。

　　文革开始，红卫兵开始破四旧，要把母亲遣返原籍，说母亲是富农分子。当时姐姐在单位也受到冲击。考虑到两个哥哥都在部队机关工作，我在研究所，是个老百姓，决定把母亲接到我那去住。经单位领导批准，为母亲请了一个保姆，单位另给我们一间房，条件算是可以。在我那里住了还不到一年的时候，母亲坚持要回到姐姐那里去，因为母亲在姐姐那里生活了十几年，和姐姐的孩子们的感情很深。当时想，红卫兵不一定会把生病的母亲真正遣返原籍。一个生病的老人送回农村，只会增加农村的负担。可是，当母亲回到姐姐家时，红卫兵坚持要把母亲送回农村，根本没有地方去讲理。我们家虽然是富农成份，但母亲还是军属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二哥送母亲回到老家，将母亲寄托在一个本姓的邻居家。临时盖了一间草屋（我们家原来的房子，先是借给公家用，后来他们未经我们允许，私自把它们全拆了），以后按月汇去母亲的生活费和给邻居的报酬。一个生病的老人，突然从城市回到农村，而且身边没有亲人。母亲的生命在这种条件下没能维持多久。我真后悔，当时不该把母亲送回姐姐家去。要不，母亲也许就能逃过这文革的浩劫。像母亲这样成为文革牺牲品的人不知有千千万万。

　　１９９２年大哥和二哥回老家为父亲和母亲重新进行了安葬。１９９４年初我回国，清明节和大哥二哥回老家扫墓（姐姐因身体不好未能同行），采用了母亲身前在先祖坟前扫墓的规矩，在父母坟前上了供，并献了一束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