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熙（1920—1992），江苏苏州人，语言学家和古文学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曾 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北大副校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世界 汉语教学学会会长。他是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到今年7月，哥哥去世整整8年了。这些年，家里人常常谈起他，想起他的音容笑 貌，仿佛他不是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而是仍然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里。

我们家是个多子女家庭，哥哥是老大，长我8岁。高中时代，哥哥就读于上海大同 附中。他在那里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他的生活逐渐起了变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 动。我记得他参加了一个学生请愿团，去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途 被国民党军警阻截，把他们押送回上海。那段日子里，为了安全，他常常借住在同学 家里，不敢回家。后来我才明白，那就是响应北平“12·9运动”上海进行的一次大 规模学生运动。那个时期，他不知从哪里弄回家许多进步书。我当时虽然年幼，但对 有些书也有深刻印象。特别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厚厚的精装本，紫红布书皮，里 面有大量红色中国的照片。我看不懂书，却老是翻看照片，问这问那，很自然地红 军、长征、共产党抗日这样一些事情就深深印在了脑中。哥哥去昆明后，这些书都留 在家里。随着年龄增长，我也看了不少书。应当说，哥哥是我在少年时代就接受进步 思想的第一个启蒙者，为我以后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础。

哥哥是一个学者，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他做学问是做得很苦的。1946年寒假 我住在他家时，看到他每天都是深夜一两点钟还在那里看书写东西。嫂嫂说：“你写 文章就像难产，简直是一刀一刀刻出来的。”哥哥说，“你说得对，我写东西就是难 产。”他的好友汪曾祺先生曾说，德熙搞学术研究“完全是超功利的”，“是把辛苦 的劳动当成了一种超级享受。”这真是知人之语。哥哥对于语言学、音韵学、古文字 学确实有着极大的兴趣，别人觉得很枯燥的东西，他却沉浸其中，根本不会感到有什 么苦或累。他很看重兴趣的作用。他觉得搞任何事业，如果不能把真正的兴趣激发出 来，再讲什么大道理也是不牢靠的；而一旦有了兴趣，他会很愉快地把生命也放了进 去。1946年哥哥从昆明回到上海，恰好我高中毕业要考大学。正拿不定主意考什么专 业，哥哥说，你到底对什么有兴趣？如果去学没兴趣的东西，那有什么意思呢！哥哥 重视兴趣的观点对我是有很大影响的，我至今也认为这个观点对于改进我们的教育工 作和人事工作是有重要意义的。

哥哥是个语言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在汉语语法和战国文字的研究上作出过杰出贡 献。其实他对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和数学也有着浓厚兴趣，而且学得很好。他在 西南联大原本学的就是物理系，比杨振宁低一班。由于受到一些教授和同学的影响， 大二时转入了中文系，攻读古文字学，解放后又从事汉语语法研究，但他始终保持着 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和关注；同时，他的英文也很好，还懂一点俄文、保加利亚文和法 文。如果用文理兼通，学贯中西来形容他，我想是不为过。哥哥还十分喜欢京剧和昆 曲，中学时就常常在家里唱京戏。在西南联大他又迷上了昆曲和吹笛子，并且教会了 嫂嫂唱。他们俩常常一个吹一个唱，别人看了都是一种享受。哥哥迷京戏，除了喜欢 余叔岩和杨宝森，特别推崇言菊朋早年灌制的唱片，他说言菊朋的吐字发音，字字讲 究四声和音韵，许多京剧大师也有弄错的时候，而言菊朋则没有。真是三句话不离本 行。中学时代他还喜欢看侦探小说，甚至自己也写着玩，我们看了都哈哈大笑。解放 以后我看了他一些考释战国文字的文章，我曾说，考释古文字真像写侦探小说，要从 古书中搜寻大量材料作证据，排除一个个的误读，最后证明只能作这种释读。哥哥 说，“就是，就是，你说有意思吧！”他一生兴趣广泛，涉猎的领域很多，这对于他 的专业研究很有好处。他对那种中学就搞文理分科的主张和大学专业分得专而又专， 造成知识面十分狭窄，一直是不以为然的。

哥哥一生讲求务实，淡泊名利，说话、做事、写文章、做学问都讲求实事求是，最 讨厌虚夸浮华。他的文章很少形容词，更不见什么华丽辞藻。他曾经担任全国人大常 委和北大副校长等高职，但他从不以此炫耀，反而觉得年纪大了，力不从心，多次要 求辞去职务，专事教学和学术研究。我们弟兄虽然常听他兴致勃勃地谈论古文字考释 和汉语语法，却没听他讲过自己的成就和作用，直到他去世以后，从许多专家学者对 他的评价中，才知道他作出过多么重大的贡献。

斯棣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0年0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