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美已是四年，刚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一向少有好言的老板，在听了委员会其他老师的称赞后，很高兴地拍拍我的肩膀，声称下周我可以放假。

　　带着一肚子的暗喜，回到家里。先给老公打个电话报喜。然后抱一堆好久未整理的相片，在沙发上歪了下来。

　　翻到一本我最爱的黑白像集，里面有从一个月大到两三岁为数不多的几张像片，不自觉定格在一张像片上。渐渐的，有一种痛从心中涌出，汇成了再也止不住的泪。那是一张我刚刚一个月的像片：英姿勃发的父亲，俊秀的母亲，抱着圆滚滚的我，长我两岁的姐姐依在父母的膝前。那是父母在庆祝一个新生命在这个家庭的诞生。母亲如今在国内，与姐姐生活在一起，宠着一个小孙子，也算享受着天伦之乐。而我却再也无法让父亲知道他一直引以为荣的女儿，今天这点小小的得意了！

　　父母对我们姐妹几个一向要求很严，很少当面表扬我们。他们起初一直期望着能有一个儿子，所以在我四岁多的时候，家里又添了一个成员——还是女儿。妹妹的名为一个单字，“非”，意思是终究不是女儿。据说，父亲得知又添女儿后，大叹“非也，非也”。

　　今天想起这个故事，只是觉得几分幽默而已。而幼时的我，却一直对父母的“重男轻女”耿耿于怀。我们姐妹三个，得益于遗传和严母管教，在小学时，一直都是名列前茅。但只有我一直在发奋努力读书，大学，研究生，现在攻读博士。我把这归于年幼的心结：我从来不愿认输，尤其不愿因为是女性而认输。

　　大概因为我的小小“传奇”：小学时，因为肾炎休学大半个学期，不肯留级而在家自学，复学时参加考试仍然全班第一，父母从不过问我的学习。上了中学后，我又一直在学校寄宿，周末回家也甚少言语。一直到高考前，父亲想起来去学校问问，我可以保送或推荐到什么大学，这才发现我在全年级三四百人中，平均排名在第五名以前。高兴的父亲竟然自己给复旦大学写信，夸耀和推荐他的女儿。后来因为专业的缘故，我误认为浙江大学更合适，才没有去复旦。

　　八六年底全国闹学潮。八七年暑假回家的时候，厂里的党委关心在外地读大学的子弟，招集开会。党支书谆谆教诲，大意是要我们听党的话，好好读书。觉得不被理解，概忍不住了几句怪论。大意是大多学生并不知道他们真正要求什么，只是上街凑热闹而已。没有想到父亲却很高兴我的大胆，会后很高兴地对我说：“到底是我的女儿，说起话来就是不一样！”。

　　其他的时候，时不时从别人嘴里，知道父亲会很自豪的说起我。甚至去了深圳，开始能赚钱自立，又很运气的找了一个还算能干的老公，父亲都会忍不住对别人说起。而母亲则扮演的是“白脸”，很少表现她的赞赏。妹妹与母亲的沟通更好，我时时小心眼地觉得母亲对善于巧言和会享受生活的妹妹多一分偏袒，而对埋头苦干和不够灵巧的我并不以为然。我是一个看重“精神奖励”的人。相比之下，我觉得父亲更欣赏我一些。

　　父母对我们期望甚高，但沟通甚少。原因在于父母及我自己都是不善言辞的人。常常只有只言片语的交流。记得父亲曾劝我争取入党，只是说，“人没有点信仰是不行的”。我也从来不曾想起问个为什么。大概也是没有多少选择的缘故。我的两个舅舅家里都不太平。一个离婚，一个没离却也分居两地。有感于此，父亲曾说，“还是我们家好。”还说，“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后我去外地读书，与母亲常有书信来往，开始能够有一些沟通，而父亲的书信极少，只在我毕分配的关键时刻，写信来问我的想法。而我对父亲自己的感受，也极少主动问起，只是默默地观察和思考着。在父亲痛苦的日子里，我也没有做什么帮助父亲摆脱。而这已成了我毕生的遗憾。我永也没有机会了。

　　父亲出生贫寒，读书时一直名列前茅。中学时担任学生会主席。同班的母亲是宣传委员。母亲偶尔会自豪地说，“那时你爸爸篮球打得可好了！”。后来父亲去了华中理工学院。母亲拒绝了已在北京的我外婆的建议，没有去北京，而是考入湖南师范学院。父亲毕业后，在武汉工作，而母亲被分配到县城教书。父母分居两地十几年。最后终于都调到了长沙。

　　印象中的父亲，非常不善言辞。在家中，大小事似乎都是母亲说了算。其实，在父亲工作的两千多人的厂里，父亲有“笔杆子”之称。在父亲成为厂长，过于忙碌之前，也是我尚未有任何成长的烦恼的时候，家里曾有过一段美好日子。我记忆中最快乐的日子，是在我小时候的某一天，我放学回家在写作业，父母在厨房忙碌。收音机里放着已记不清的音乐，和着厨房里传来的炒菜的声音。空气中的饭菜香带着一种平和温馨。这样一个平常日子，我永远记得。

　　晚上，母亲会先安顿我们姐妹几个早早睡下。然后她在灯下备课。父亲爱捣弄收音机，留声机等一些小电器。记得有一次，不知父亲从那里弄来一个破旧的留声机，有时浅睡醒来，会听到变调的歌声：“蓝蓝的天空，飘着一朵白云；白云的下面，是可爱的羊群……”。

　　高一的暑假，我还没学会游泳却兴趣极大。下班后，父亲几乎天天带上我们姐妹三个去湘江边游泳。在周日时，甚至会一天去两次。湘江边有很多自发形成的游泳区。我们会找一个不是那么拥挤的地方。父亲会先探探路，看看有没有水草和陡坡，然后才让我们自由活动。

　　后来的日子，因为我们渐渐长大离家，父亲也担任了厂长。一家人团聚的快乐日子越来越少。

　　父亲是通过竞选当上厂长的。中学就入党的父亲，一直有一种工作的认真和热情。他会在吃过晚饭会，再去办公室工作至深夜。到最后几年，父亲已没有很正常的睡眠。他常常会半夜三四点起来，在客厅里写些东西。直到我来美国读书，因为用脑过度而同样会在半夜醒来而无法再入睡时，我才真正了解父亲当时的辛苦。

　　父亲实实在在地想振兴这个厂。他请来了英国和德国的专家作技术指导。他带着技术人员开发新的产品。这一切为厂子打开生机，也为他嬴得了声誉。他还要操心两千多人的吃喝拉撒。夫妻吵架都会找上门来，让他管一管。有无赖犯事被判刑，竟怪他不保，扬言要上门报复。还有儿子觉得自己的父亲在厂里所受待遇不公，竟然上门来威胁。我看着父亲的忙碌，觉得非常的辛苦和不值。父亲也会叹息，却很充实地忙着。

　　然而，骄傲的父亲，开始暴露他致命的弱点。他爱喝酒。应酬桌上少不了酒，父亲爱酒，却不能喝。喝下去，脸上没有反应，脑子开始糊涂。骄傲的父亲，优秀的父亲，会指着他的下手说：“你懂什么！”。这是为人的致命伤。

　　八九年国内经济低迷。六四风云乍起。小人也趁机作乱。有副厂长向纪委假检举，说我父亲贪污！父亲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清高，只是想着实实在在的做点事情，对于报酬，却从来没有想起来好好计较。当时的社会，如果计较保酬，到深圳或者什么乡镇企业，都会划算的多。不会享受的父亲，缺乏对物质追求的热情。但在一个畸形的社会里，不利用职权谋利的人，已被看成是异类了。了解父亲为人的人也不会相信小人的指控。但父亲平时为人并不乖巧。没有人主动站出来为他说话。在中国社会里，没有“墙倒众人推”已是难得。权力斗争中，谁会不先考虑自己的得失。沉默已是难得。调查必须要进行。父亲觉得人格受到污辱，十分委屈，而且寒心。他不听任何人的劝告和机械厅领导的挽留，提出辞职。最后与上级妥协，去了另一个困难重重的厂当厂长。

　　但东山再起又谈何容易。父亲在原来的厂工作了十六年以上，对之有一份深深的了解和亲切的感情。失落的父亲不再有工作的激情。一个靠精神力量支持而努力的人，一旦精神的支柱倒下，就在也没有力量前进。早几年工作过于投入而染上的失眠，现在因为无处寄托而成了更恼人的毛病，折磨着已经毁坏的身体。他开始更频繁的喝酒。家里的吵闹和斥责声开始多起来。我在外地读研，只有寒暑假回家。家里的安静平和越来越少，父亲的失落随着浓重的酒气越来越重地发散着。我也觉得慌乱和烦恼着。

　　九三年，我毕业去了深圳闯荡。母亲去北京帮我舅舅带小孩。一去就是一年。父亲更失去了清醒的理由和力量。等她回来，父亲的身体已经被自我催残到患上了肝硬化和肝腹水。他固执地不肯住院。后来终于去了疗养院。九四年十月，他从疗养院出来。医生嘱咐说，不可再喝酒，否则肝腹水复发定会致命……他又入院了。

　　等我从深圳赶回长沙，父亲已经不能自如行动了。伤心的母亲整整消瘦了一圈。病危通知已经下了一个多月，父亲仍然牢牢地抓着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没有活够哇！他刚刚五十八岁！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不止一次，同房病人的去世会让父亲受到惊吓。有一次，他甚至哭了起来。

　　姐姐刚刚生了一个小孩，还没满月。每次从医院回到家中，只有新生婴儿那张无邪的脸，才能让我重新感到生命的一丝希望。

　　父亲却不愿看他的小外孙的像片。也许这是一种太残酷的对照。

　　在病床上的父亲，执意要吃乌鸡，要吃新鲜翠绿的青菜，要吃他嗜好的辣椒。他挣扎着品味着痛苦的生。由于肝功能衰退，任何蛋白质的食用都会引起肝昏迷而很快致命。怀着一丝不肯放弃的希望，我和母亲不肯给父亲吃他想吃的东西。父亲整天躺在病床上，睡眠无法正常，常常是白天睡，晚上睁眼等天亮。他开始叫着要回家。可是因为怕传染给新生婴儿，我们不敢让父亲回家。越到后来，父亲和我们都清楚生的希望已是渺茫，却不知道这等死的折磨何时结束。精疲力尽的我越来越无措。我开始怀疑生的意义。看着患有高血压的母亲所受的煎熬，我开始怀疑人生相守的价值。看姐姐和姐夫，初为父母的喜悦，也被忙乱的生活赶迫得无暇品尝。在这种困惑中，我心里真是叹息如此苦苦地生，有何意义？

　　十一月十四日，父亲不甘地离开了人世。

　　追悼会的仪式包括抬遗体走过父亲生前工作过的地方。六辆车组成的车队，缓缓地沿父亲生前走过的路开着。父亲，一辈子看重的是名誉，如果生前如此风光，又该有多高兴呢。

　　我在追悼会上表达了对父亲的景仰和哀悼。父亲，一辈子从未想过享受，只不过追求一份辛苦工作所应得的肯定。这肯定在我看来，不过是上级的褒扬，下级的拥戴，以及群众的敬重。而这竟然都无法得到。是什么力量使他如此看重这些，又是什么使他无法实现？为什么没有力量可以使父亲更珍惜生命？当时的我无法回答这些，我只是生平第一次有了很深的恨意，怨恨害他的小人。

　　前来送别父亲的朋友与我们一一握手。父亲生前的好友流着泪要我们多保重，照顾好母亲。其实我亲爱的父亲啊，我后来才知道有多少人仍然在敬重您！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来看望母亲，会给我们一些温暖的帮助。

　　我一直送父亲到这物质世界的最后一步——目送遗体默无声息的滑向火化炉的大火。那一刻，我仿佛觉得我生命中的一些东西也随着烟飞灰灭。当时的我，内心困扰不堪。职业和生活似乎都陷入困境。我和父亲一样认真。我的理想在现实面前垂头丧气。我开始模糊地意识到，我该省视我的追求了。

　　一年后—九九五年的秋天，我带着一种逃离困境的心情，如愿以常的来到加州，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新生活并不容易，我一步步地走着。我时常感觉到，父亲的一部份生命在我的血液中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