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氧
05/18/1923--01/18/1997

感天动地父女情

一位父亲用了15年的时间，在牢里写了50万字的辉煌著作《经济学社会场论》。 这部书堪称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又一丰硕成果。 父亲写完这部书后因晚期癌症倒下 了，临终前，他含泪写下了这样的赠词： “20 年前，那时我们伟大的祖国大约有 10 亿人口，可是仅有一个人爱我，人们还逼她和我划清界限，她顶住了，她就是我的灯孩子。 20 年后，又是她，领着全家同癌症作斗争！郑华建议把这部书送给她，我同意了。 ”

这位父亲名叫孟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经济界知名人士。他说的“ 灯孩子”，就是他的女儿孟小灯。她从12岁起扒“飞车” 去千里之外的监牢探望爸爸，到稍稍长大后四处为被错判的父亲奔走呼号，直至爸爸“右派”问题得以平反，“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不白之冤也被推翻。孟氧终于以无罪释放。女儿为爸爸伸冤雪耻，几乎耗尽了青春年华。从这个真实的故事里，我们可以体会到海一样的父女情深。

"万家灯火，我家也有一盏小灯灯”

孟氧给灯孩子的赠词写于1996年末。题词中所说的20年前指的是1976年。那年“四人帮”垮台，“文化大革命结束，百废待兴，群情振奋。在这样的时刻，孟氧为什么会感到“有10亿中国人口”的中国“仅有一个人爱我”呢？道理很简单，就因为他当时是被判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正关押在山西临汾第三监狱，脚上拖着9公斤的重镣，双手反着戴上狗牙背铐......连关押在同一囚室里的流氓，小偷也对他“另眼相看”，争相与他划清界限！

爸爸怎么会变成该枪毙的反革命分子呢？灯孩子当然弄不明白。因为孟氧被捕那年她才12岁。

孟氧是1968年3月被造反派揪走的，当时一家三口正在吃饭。爸爸被揪走后，妈妈边收拾碗筷边对灯孩子说：“你出去玩吧，我心里很乱。”她就到院子里和几个孩子玩起了捉迷藏，玩的正高兴，楼上住的一个男孩悄悄地告诉她：“你还有心情玩呀，你家都被抄了。”她马上跑回家，见一个“造反派”正将纸篓里的碎纸一片不落地装进一个大信封。她马上意识到，“造反派”是要把这些碎纸当做爸爸的“罪证”。在家里她负责扫地和倒垃圾。她心里不禁打了个激灵：该不会因为自己失职而对爸爸造成不利影响吧？“造反派”走后，她在厨房找到了歪在墙角里的妈妈。妈妈的手被捆着，嘴里塞着一团破布。她把妈妈手上的绳子解开，取出堵在妈妈嘴里的破布，用小手给妈妈擦嘴角上的血，自责地说：“妈妈，都是我不好，我没有倒纸篓......”没过多久妈妈也被关起来了。直到国庆前夕，妈妈才被放回来，不是因为“解放”了，而是预产期到了。10月29日，灯孩子的妹妹出生了。妈妈说：“把你妹妹送人吧，家里养不起呀！”她坚决不同意，说：“妈，有活我帮您干。缺吃的我就少吃点，省下来给妹妹吃。再说，我爸将来回来找您要孩子，您怎么交代呀？”

可是，爸爸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灯孩子第一次得知爸爸的消息，是妈妈临产前几天收到的一张寄自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要家属送生活必需品的通知单。半年多了，女儿终于知道了爸爸的下落。也就是说，爸爸没有被“造反派”折磨死，还活着！

妈妈已有九个月的身孕，给爸爸送东西的任务只能由灯孩子来承担。母女俩选了家里最厚的一床被子，外加一些生活必需品，捆成一个母女俩谁也搂不过来的行李卷。灯孩子接过妈妈给的0.5元车费，背起行李卷踉踉呛呛地出门了。一连倒了三次车，她才找到半步桥44号。

这是十分阴森可怖的地方，高墙上架着铁网，荷枪实弹的军人门口和岗楼上执勤......她本以为能见到爸爸，可是门岗根本不放人进去，只让她把东西放下，给了她一张收物单，就打发她走。那年她才12岁。灯孩子再见到爸爸是在11年之后。

孟氧是1975年12月24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孟氧不服，上诉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市高院于1976年4月13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时，孟氧已从北京半步桥看守所转押至山西临汾六年了。灯孩子那几年先随妈妈去了河南的“五七”干校，后来，妈妈被交通部分配到山海关工作，她便进了山海关船厂当徒工。为了不影响俩个孩子的前程，妈妈被迫与爸爸划清界限----离婚。此时，惟有她能与爸爸保持通信联系，给爸爸一些亲情温暖了。她决定去山西探监，看望思念，牵挂了整整11年的爸爸。

收到灯孩子的信，孟氧兴奋不已，回信时感叹道：“万家灯火，我家也有一盏小灯灯！”

"放心，做爸爸的女儿决不丢人”

孟氧是在被判死缓后才获准与家人通信的。每次写信，他都亲切地称女儿为“灯孩子”。灯孩子也知道自己在爸爸心中占着多么重要的位置。她当时的工资每月才22元，她省吃俭用，除经常给孟氧寄去生活用品和营养品外，还寄去零用钱，往往一次就寄去20元。她在信中说：“爸爸，只要是我寄给你的东西，你就尽情享用。因为那是我劳动换来的，没有接收别人的恩赐，你用之无愧！”

按当时的经济状况，灯孩子无力承担从山海关去山西临汾探监的来回川资。于是她没有买火车票，把妈妈给的路费全都买了带给爸爸的食品和营养品，只花5分钱买一张站台票就混上了火车，回来的时候连站台票也没有买：她绕了很长很长一段路，从一列列停在站台里的火车底下钻下过去，悄悄登上进京的列车。

一见到爸爸，灯孩子流着泪说：“爸爸那天我没有倒纸篓，里面的碎纸被抄走了......”孟氧郑重地说：“灯孩子，你放心，我坐牢不是因为你。爸爸不是反革命，爸爸没有罪......做爸爸的女儿决不丢人。”

说着说着，孟氧又一次拉住女儿的手。一握之下，灯孩子感到手心里有什么东西，下意识地瞧了看守一眼，从容地把爸爸秘密交给她的东西放进衣兜。此时，她已不再是贪玩的小女孩，而是董事的大姑娘了。

爸爸交给灯孩子的是一份申诉材料。他要女儿了解他的案情，然后亲自去向有关部门反映，乃至直接去找胡耀邦，邓小平......”

“我要有爸爸的精神，把官司打到底”

探监回来回来灯孩子就担负起了代父申诉的重任。这对她来说好比是要翻过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但是她相信爸爸的话，爸爸没有罪，从来就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就象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终于得以“改正”一样，有朝一日，也会宣判他无罪释放的。于是她先上北京找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提出申诉，要求复查。当时，人大的“右派”复查改正工作由副校长张腾霄负责。张腾霄很忙，灯孩子很难见到他。她到学校去，一次次被人挡驾，后来她径直找到他家去。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有一次，直到吃饭的时候，张副校长才回到家。张副校长虽一直没能为她解决问题，但每次待她都很温厚，这次见她在家守候了一天，歉意地说：“来，跟我们一起吃碗炸酱面吧！”

灯孩子“哇”的一声哭出了声：“张校长，你知道我爸被抓走以后，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吗？很长一段时间连一顿炸酱面也吃不上呀！你要是能给我解决了问题，我也不至于总来打扰你，让你吃一顿炸酱面都不得安宁。谁不想有天伦之乐呀？要是我爸爸和我在一起吃一顿炸酱面多好呀！”副校长被她这番话深深感动了，说：“你爸爸的问题要是解决不了，你就到我家来，我吃什么你吃什么，有我吃的也就有你吃的。”

1979年2月8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做出了《关于孟氧1957年反右运动中问题的复查结论》，宣布他“属于错划，予以改正”，撤销开除团籍，降职降薪的处分，“恢复讲师职称，恢复政治名誉。从1978年10月起恢复高教七级工资待遇。工作由中国人民大学安排”。

接下来灯孩子又从山海关来到北京上访。为父亲的“反革命”冤案，她决定要找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院长。但是院长要比张腾霄副校长还难见，头两天，灯孩子是赶在上班之前就来到法院门口，因遭门卫劝阻，一直守候到下班也没见到院长的影子。第三天她又来了，门卫笑着跟她说：“姑娘，又来了？你比上班人还准点儿？”她回答：“见不到院长我就天天来这上班。今天不行，还有明天，后天，大后天......”头两天，她在门口守候时已陆续向门卫诉说了爸爸的冤情和她家这些年的困境。门卫见她不是胡搅蛮缠的人，也确有冤案要申，叹口气说：“豁出去，我破例给院长打个电话吧！”经过门卫多次电话联络，院长终于答应在办公室接见她，见到院长灯孩子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悲苦，眼泪夺眶而出。院长握住她的手说：“别难过，进来慢慢地说。”

院长认真看完申诉状后，拿笔在申诉首页的纸端上作乐批示：“请转刑厅，找专人复审。”然后郑重地签上了名字：薛光华。

薛院长同意复审了，事情便就有了解决的希望。按常规，判了死缓的人只要认罪服法就可以减刑。但孟氧拒不认罪。1978年8月29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他作出“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减为徒刑20年的裁定，他对”孟犯在劳动改造期间，能认罪服法“一句提出了抗议：”我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何罪之有？我从来没有认罪，请不要夸奖。如果你们不把《裁定书》中这‘认罪’二字勾去，我就不接收这个裁定！”不接收这个裁定就意味着“缓期二年的时间已到。这可是与生命攸关的啊！但孟氧宁可立即走向刑场也决不动摇自己的信念，直到法官把“认罪”二字圈掉之后，孟氧才接过了《裁定书》。据说当时有人问那位法官，为什么不枪毙不肯认罪的孟氧？法官回答：“毙他干嘛？他翻不了天，不如留着他当反面教员。”灯孩子为父亲四处奔走呼号，历时数年坚持艰难曲折的上访申诉，几乎耗尽了自己的青春年华。1980年8月1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于对孟氧作出了再审判决：无罪释放。

灯孩子和妈妈，妹妹一起赶到北京站接爸爸，爸爸兴奋地告诉她们：“这包里装的是我在狱中写的100万字的手稿。”接过爸爸沉甸甸的行囊，灯孩子觉得，这些年来她为爸爸的冤案平反所付出的一切终于得到了补赏。

没想到的是，孟氧一回到家就打开行囊拿出一件珍贵的礼物送给他的灯孩子。这是一只打磨得锃亮的铜质奖杯，杯高不过几厘米，制作十分精巧。令人感到奇妙的是，杯身和底座用一枚螺钉连接，拧开之后，杯身下端竟是一方名章，而底座内装的则是朱红色的印泥。“爸爸，这是哪来的稀罕之物？”灯孩子问。孟氧告诉她：“爸爸关在临汾第三监狱时，经常讲你怎样为我冤案的平反一次次上访，申诉，四处奔波。有一个手艺人感动了，偷偷地做了这个奖杯给你。你瞧，这印章上刻的是你的名字-----孟小灯。”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小的一只奖杯了。奖给一位热爱父亲的好女儿。

“我要写一本书，叫《关于孟氧》”

这一天，灯孩子感到很疲倦，吃过早饭没去医院看爸爸。半年来，她一天早，中，晚三趟去海淀医院，累的快支撑不住了。没想到她做好中饭给爸爸送去，刚跨进病房，爸爸就责备她：“你怎么现在才来？你不知道今天是我出狱的日子吗？”“出狱？”她惊异的反问。爸爸回答：“是啊，我今天出狱！”

孟氧已经出狱16年了。这16年他从来没有责备过灯孩子。灯孩子立即明白，爸爸的神志出了问题，这可是不祥之兆！她急的几乎要哭了，含着泪说：“爸爸，咱们这是在海淀医院，不是在监狱。你的脑子可千万不能坏啊！”可不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脑子坏了，岂不等于学术生命终结吗？

孟氧在出狱后的16年里，留下了一串闪光的脚印：首先，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评为“优秀党员”；其次，他由讲师逐级晋升副教授，教授，直至博士导师，并容登中国人民大学37名“最佳讲课教师”榜首；再就是，1987年他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年底被评选为北京市“十大新闻人物”......

这16年，灯孩子一直生活在孟氧身边。在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教务秘书之后的几年里，她更清楚地知道，爸爸在向经济科学挺进的途中洒下了多少心血和汗水。爸爸曾对她说：“我已到了收获的季节，准备整理发表《(资本论)历史典据注解》三四十万字；准备出版《马克思传》七八十万字......”可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一病不起。此刻，他又忽然神志错乱，怎能不令她揪心呢？

1997年1月18日，孟氧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没能看到《经济学社会场论》的出版。应小灯的请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赶制了一张《经济学社会场论》封面大样，连同该书的一份校样，呈放到孟氧的灵柩前......

送别了爸爸，小灯的身体竟然一下就垮了下来。她浑身乏力，连几级楼梯也爬不动了。经医院检查，确诊为子宫内膜癌。2月25日，也就是在爸爸逝世一个多月之后，她也住进了海淀医院。3月10日，海淀医院特意从协和医院请来高明的黄大夫，给她做了扫荡性的子宫切除术。不止是子宫，连卵巢，盲肠，还有腹腔内的27个淋巴核全部摘除了。手术做完后，她整整昏迷了三天。苏醒时，她在朦胧中看到的却是爸爸远去的背影。她猛然意识到，爸爸走了，她留在了人间。心想，自己一旦康复，就要努力去完成爸爸未竟的事业.....

1999年1月18日，孟氧逝世两周年。这一天，在《经济学社会场论》出版座谈会上，孟小灯对与会的专家，学者和新闻界的朋友说：“我1956年出生，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过了几年又‘晋升’成反革命，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长大。年轻时我只做了一件事：为父亲冤案奔波，上访，探监，申诉，直至父亲出狱。年青时代没有了；中年去医院做客，先是在医院照看父亲，后来自己也患了癌症；我还有一段时间不知是长是短，要再做一件事，那就是再把父亲的成果整理出来的同时写一本书，叫《关于孟氧》。”

孟氧出院前曾在信中这样深情地赞扬他的灯孩子：“我的可爱的孩子，生命的灯，思想上的油，感情上的火焰，光明，温暖，全家的幸福都在你身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孟小灯一定能写好《关于孟氧》。可以预期，这也将是她此生最大的幸福。

作家: 石 湾